《TED中文》文字稿：有一种最好的教育资源，不必花钱买 | 沈博伦

我想先问一下有多少人是以父母的身份来到这个现场的？好像不是很多，五分之一估计，可能其他都还是孩子本身。但没关系，有一天你们也会变老的，然后都会有孩子的。

我个人第一次接触到教育这件事情，大概是我5岁的时候。有天晚上，我记得很清楚，我爸妈坐那皮椅上边，我妈在织毛衣，黄色毛线，他们在谈论一件事情，就是到底应该送我去哪上学？我当时产生了抗拒，我说我不去，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就不想去，然后我妈居然还答应了，她说好的。

然后等到我再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快30岁了。也就是度过了十多年二十多年，没有太多自我意识的教育，被动式的教育。然后过去几年，我在回溯自己经历的时候，我才更加对教育和自我探索这件事情有些兴趣。

我有一个4岁的女儿，今天我主要会以一个个人和一个父亲的身份来聊一下我对教育的一些想法。

我发现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我们都对父母的教育方法有些微词，我们都希望做些改变。但是其实等到我自己做爸爸之后，我才知道，其实我们在谈论教育本身的时候，和他们也没有太多区别。

我们谈论了，比如说学校好坏啊、学校师资力量啊、学费高低或者距离远近等，所有这一切俩字就可以概括了：资源。

我们到底可以提供给孩子什么样的教育资源？但我们自己其实很少谈论我们自己到底能在教育中扮演什么角色。你今天去看所有的行业峰会、教育大会，他们有专家学者老师校长、有创业者，很少有学生，但是比学生更少的就是父母。

父母很多时候是在整个教育闭环之外的，也就是我们更多是被认为是一个教育的购买者和选择者，而不是一个提供者。

我女儿在一岁多的时候，我们给她报了一个亲子班，就是那种父母都可以进去的一块上课的那种课。倒也不是对那个亲子班很感兴趣，而是因为那个课嫁接着她的幼儿园，你要去那个幼儿园就必须选那个课，所以你看很多选择是一个被动式的。

有一节春节左右的课，我发现他们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包饺子。用橡皮泥包，外面一层，里面一层，孩子玩得很高兴。这件事情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朋友圈的很多父母，他们会给孩子报这种比如说头脑协调课，或者说潜能开发课，非常昂贵。

其实我小时候包括我父母小时候，肯定是没有这样课程的，但是我们怎么办呢？所以我就会给我的孩子从生活里找些东西，比如说给一个桶，或者给几个杯子、碗，给根筷子敲一敲就是音乐课；或现在的话她跟我剥剥蒜、揉揉面、做个蛋糕等等，虽然弄得一塌糊涂，但至少是在生活里开发一些课程。

你会发现这样的课程在现代教育里非常普遍，它是非常职能化和专业化的，到了学校教育后更加是这样。有非常多的课程等待他们，有学术化的标准，这种职能化和专业化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父母更加远离教育本身，我们只要出钱让他们去学就可以了。

英国教育学家Ken Robinson曾经指出一点。我们现在的教育是一个线性的体系，我们认为有了好的小学，就有好的中学大学，有了好的的高等教育，就有好的工作和生活。但是这种线性思维方式都会延续到很后边，我们甚至认为生活也是这样的。

这种思维方式非常适合于我们的上一辈，比如说我的爷爷，他到现在还在问我有没有好的工作。他可能无法理解，其实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正式工作，一直在做自己的项目了。对他们来说，线性的思维方式非常适合于生活本身，他已经退休三十多年了，到现在还在拿一些柴米油盐的补助或者说公派旅游的机会，也就是对他们那代人来说，好的生活几乎等同于好的工作。但现在你们还这么认为吗？应该不太会这么认为了。

很多时候我们会把生活和工作这两部分拆开，我们会认为这两部分应该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当然也会有人认为相互对立的。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整个线性思维方式在发生一个变化，从线性变成立体的，并且是有网状结构，非常复杂，我们在这个线性的转立体的方式过程中转变。

但是我们的孩子一出生，因为有不错的经济条件，有信息爆炸的发展，他有很多选择的时候，他怎么看问题的方式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所以如果当我把这两个事情分开讨论的时候，那我们在生活里讨论些什么问题呢？

如果今天你拿出任何的报刊、杂志、新媒体，或者说传统出版物，一旦到个人生活层面的问题，其实都差不太多：年轻人讨论如何避免渣男找到真爱，如何建立自己稳定的三观，如何在喜欢的工作还有挣钱工作中做抉择；然后年纪大点会讨论如何逃离北上广，如何经济自由，如何在上有老下有小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如何面对父母的老去和死亡等等。这一切实际上都是一个生活的选择问题。

但这种生活选择问题实际上在我看来应该叫做价值判断性问题。它和知识不一样，知识在学校是有结构的、有系统的、有判断体系的、是有个标准量化的，但价值判断性问题没有。我们必须由它来构成一次一次的生活选择和你整个价值观。但有意思的是这种生活价值选择题，其实我们不认为是现在教育体系，它不被放在现在教育体系里边的，而且我们会认为它只是出现了成年人那边，生活里才有。我们忽略一点就是，它其实在很小的朋友身上就有了。

我女儿四岁，她有一次从幼儿园回来，大哭着，非常崩溃地说“我最喜欢的玩具被朋友给弄丢了”。那怎么办呢？在那一刻她要选择我到底是继续跟她做好朋友，还是要冷落她几天。我们有时带她去亲戚朋友家走访，她会说我不想见到这些人，我不喜欢他们，但是没办法，她得去。所以她会遇到一个选择，就是我如何面对自己不喜欢的人，我该如何表现自己。

通常情况，父母对小朋友的或者说一些年轻人的态度，是一个价值观覆盖、诱导、欺骗的方式，比如说给你颗糖：“来，闭嘴吧！”其实就是满足我们成年人的效率，我们希望生活太平一些，但实际上这不是价值观的引导，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大学生他们有些段子，说“我父母不让我谈恋爱，但是我一毕业他们就希望我有一个男朋友。” 它实际上也是在抑制成年人或者说一些孩子对于价值判断的一次次训练和选择。

但是这种情况，它有意思的是，教育它现在依旧只是线性的，当我们的整个视野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在发生变化的时候，教育它依旧只能满足线性的，教育它不负责任何生活里的内容，其实教育和生活当中是个断层的。


没有任何人来说，我对教育价值观是负责的。价值判断性问题其实不会放在教育体系里边，它现在目前来看是由政府和社会组织间接承担的，但问题在于，有哪个社会组织会跳出来说，我对教育负责。


所有的商业组织之所以负责，是因为它有商业利益。商业利益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而不是一个全部的因素，当然它会有很多平衡因素。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价值判断体系在整个社会当中其实不太稳定。有很多时候，有很多社会问题，有很多极端的声音，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教育不承担，社会组织不承担，那应该谁承担?我觉得只有父母。


父母必须要放弃对教育里面知识和技术性的迷恋，我们应该把重心转移到生活当中去，我们应该意识到：教育不是发生在那个封闭空间学校的一刻，而是发生在生活所有的面。

六年前我曾经做过一个影像作品，走了中国10个城市，对话了1000个年轻人，每一段对话都是以他问一个问题开始的。这1000多个问题基本可以归为三个灵修式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后来在北京的某个美术馆做了一个展览，来看展览的很多朋友都跟我说，他们非常期待看到如此大规模社会学影像底下，会暴露出中国什么样的一个年轻鲜活的面孔。结果后来发现，原来不是千人千面，是千人一面，大部分都差不多。

在我看来，正是因为缺乏价值判断性教育，很多人没有自我意识，不知道想要什么，在复杂的环境面前没有选择能力。在我看来，正是因为教育的窄化、职业化，导致了教育不再是培养人成为人的平台，而是培养工具的车间。

尼采在100多年前论述德国教育的时候说过这个问题，他说德国教育未来30年会走上一个实科化道路，也就是更加职业化的道路。这不是真正的教育，真正的教育应该帮助我们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认识自己和世界的关系等等这一切。

他的预言应验了，也就是我们今天教育是这样的，并且是愈演愈烈的。其实作为一个个人，我不太相信任何的教育系统会发生质变，因为教育本质是服务于社会结构的；社会结构不发生变化，教育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它依旧是一个线性的教育到职业的过程。

如果你要有自我意识，你必须自救，你必须自我探索、自我教育。

作为一个父亲，我认为我们必须在技能和知识性教育之外，另辟一条路。必须告诉孩子一些价值判断型和自我意识的东西，但这件事情非常难。

下面我简单做一个关于这方面的分享，然后会提出三个问题和你们一块思考。


这是一个我在北京餐馆拍到的照片：两个父母，一个保姆和一个孩子，保姆在看孩子，父母在玩手机，保姆有时候换成老年人。这是大城市一个普遍现状，因为繁忙，我们把教育推给了他人，推给外借机构，然后把生活也推给了他人。

然后很多人会说，我们现在很繁忙，所以我们要注重高质量陪伴。但我想说高质量陪伴不等于把生活转化为教育本身，我们要把教育本身在生活场景当中任何时候都出现。

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女儿两岁那天，她生日，我们带她去动物园玩，动物园门口三个雕像，动物的，黑色的，上面围了一大圈孩子爬着、骑着、合影，父母给抱上去的，下面写着四个字“请勿攀登”。显然没有人管，然后那个黑的动物已经被摸成金色的了。

这样场景我在动物园、美术馆、展览馆、天文馆、商场都见过，这些机构在我看来是非常好的第三方教育属性的机构。但问题在于当我们一进入这样的机构，我们思维方式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变成学术型的：这个飞机在二战里发生过什么作用？这幅画谁画的？梵高是不是疯了？或者说这个动物panda怎么读？英文是什么？所有这些都是学术性的，都是在补充教育本身之外的一些东西，是学术性的补充，我们对生活本身是大量忽略的。

有人会说我们现在有一些社会责任感教育。你可以看到孩子们刚在动物园破坏了公物，以后转头就在学社会责任感了，在教室里边以课堂形式，以学术化形式学习。生活和教育的本质是对立的。为什么？

所以今天我会提出第一个问题：作为父母是否有责任有能力、有意识把生活场景转化为教育，而不只是依赖学术性教育本身？

同样在那天下午，我女儿就坐在那个“请勿攀登”牌子旁边，她也想上去，当时留给我们一个问题：我们应该遵循一个不错的社会规范呢，还是满足一个两岁孩子那天的愿望但做件错误的事情？这其实是一个挺复杂的选择。后来我把这个问题扩展到了很多方面，我在想说，我自己是否有对这一切事物的自我价值判断能力呢？我是否有稳定价值观判断呢？如果我的孩子介入到一个场景以后，我是否还能够稳定输出呢？如果有一天她问我该怎么选择，我会不会只告诉她一个正确答案但自己又做不到呢？当你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拆开揉碎讨论的时候，当然很多人会说可能会累，的确很累，但是你真的这么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才是那个价值观并不稳定的一个人。

所以我第二个问题想说的是：作为父母，我们经历了十多年二十多年的毫无意识的教育之后，我们作为个人，我们是否有能力、有可能再对自己的价值观进行重塑重建呢？


我有个朋友，我们曾经聊过对孩子教育的恐惧问题，她告诉我，她最恐惧害怕跟不上孩子成长速度，害怕无法回答他所有的问题。

我也想分享一个故事作为回应。有一天我女儿回来告诉我们说，我最好的朋友桃子不喜欢我了，她不想和我做好朋友了。我说，那你怎么办？她说，那我也不喜欢她了呗，我也不和她做朋友了，等她喜欢我再说吧。我也没有做任何的回应，没有给任何鸡汤式的回复，因为我觉得没有意义。因为我想一下这个场景套在我身上，我能做好吗？也未必。

所以我第三个问题是：作为父母，我们是否因为自诩自己觉得全知全能，在孩子们面前应该全知全能，导致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很畏惧判断很多事情，很畏惧探索很多事情，丧失了自我重新构建了一个机会呢？

最后我想分享一下我小时候幼儿园时期，有一次想到这件事情。有天下午我在想，我怎么知道我看到的那个蓝色，就是你看到的那个蓝色呢？我又怎么确定我摸到那把椅子的形状就是你摸到那把椅子的形状呢？至今我还在想这个问题答案。虽然我知道科学上是有解的，但是作为个人来说，我们怎么去建立和自己和外界价值观的联系?我们怎么去面对自我和外界价值观的冲突？我们又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呢？

十年前，哪怕是五年前，你可能都无法想象现在所有的便利店员工的工作在骤减，只需要一个机器就可以完成扫码；你无法想象一个学了一辈子996的硅谷员工，回过头来有还需要996才能满足老板对她的期许；你无法想象一个面容姣好但是学历不怎样的女孩儿在镜头前吃拉面，能说会道就可以年薪百万，拥趸无数。

这一切都不是知识来决定的，知识不是唯一的判断标准。今天是一个学术通货膨胀的年代，所有人都有大学文凭，很多工作不需要这些，需要的是研究生、博士。

我是毕业于传媒出身的，在我学传媒的那段时间，互联网和经济大规模崛起，很多移动互联网新媒体，但是没有任何人教给我们这方面知识，我们都自己探索，我们学的是五十年前的美国新闻理论。

今天知识不是唯一的标准，所以如果作为父母，当然也作为个人，如果我们真的对教育本身有什么责任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培养孩子的自我意识，帮助他们建立价值判断能力，在复杂并且是越来越复杂的环境里面做出清晰的自我选择，但这有个前提就是，我们自己要有能力做这一切。

谢谢！

我想先問一下有多少人是以父母的身份來到這個現場的？好像不是很多，五分之一估計，可能其他都還是孩子本身。但沒關係，有一天你們也會變老的，然後都會有孩子的。

我個人第一次接觸到教育這件事情，大概是我5歲的時候。有天晚上，我記得很清楚，我爸媽坐那皮椅上邊，我媽在織毛衣，黃色毛線，他們在談論一件事情，就是到底應該送我去哪上學？我當時產生了抗拒，我說我不去，雖然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但就不想去，然後我媽居然還答應了，她說好的。

然後等到我再意識到這件事情的時候，我都快30歲了。也就是度過了十多年二十多年，沒有太多自我意識的教育，被動式的教育。然後過去幾年，我在回溯自己經歷的時候，我才更加對教育和自我探索這件事情有些興趣。

我有一個4歲的女兒，今天我主要會以一個個人和一個父親的身份來聊一下我對教育的一些想法。

我發現很多朋友和我一樣，我們都對父母的教育方法有些微詞，我們都希望做些改變。但是其實等到我自己做爸爸之後，我才知道，其實我們在談論教育本身的時候，和他們也沒有太多區別。

我們談論了，比如說學校好壞啊、學校師資力量啊、學費高低或者距離遠近等，所有這一切倆字就可以概括了：資源。

我們到底可以提供給孩子什麼樣的教育資源？但我們自己其實很少談論我們自己到底能在教育中扮演什麼角色。你今天去看所有的行業峰會、教育大會，他們有專家學者老師校長、有創業者，很少有學生，但是比學生更少的就是父母。

父母很多時候是在整個教育閉環之外的，也就是我們更多是被認為是一個教育的購買者和選擇者，而不是一個提供者。

我女兒在一歲多的時候，我們給她報了一個親子班，就是那種父母都可以進去的一塊上課的那種課。倒也不是對那個親子班很感興趣，而是因為那個課嫁接著她的幼兒園，你要去那個幼兒園就必須選那個課，所以你看很多選擇是一個被動式的。

有一節春節左右的課，我發現他們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包餃子。用橡皮泥包，外面一層，裡面一層，孩子玩得很高興。這件事情讓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朋友圈的很多父母，他們會給孩子報這種比如說頭腦協調課，或者說潛能開發課，非常昂貴。

其實我小時候包括我父母小時候，肯定是沒有這樣課程的，但是我們怎麼辦呢？所以我就會給我的孩子從生活里找些東西，比如說給一個桶，或者給幾個杯子、碗，給根筷子敲一敲就是音樂課；或現在的話她跟我剝剝蒜、揉揉面、做個蛋糕等等，雖然弄得一塌糊塗，但至少是在生活里開發一些課程。

你會發現這樣的課程在現代教育里非常普遍，它是非常職能化和專業化的，到了學校教育後更加是這樣。有非常多的課程等待他們，有學術化的標準，這種職能化和專業化導致了一個結果,就是父母更加遠離教育本身，我們只要出錢讓他們去學就可以了。

英國教育學家Ken Robinson曾經指出一點。我們現在的教育是一個線性的體系，我們認為有了好的小學，就有好的中學大學，有了好的的高等教育，就有好的工作和生活。但是這種線性思維方式都會延續到很後邊，我們甚至認為生活也是這樣的。

這種思維方式非常適合於我們的上一輩，比如說我的爺爺，他到現在還在問我有沒有好的工作。他可能無法理解，其實我已經很多年沒有正式工作，一直在做自己的項目了。對他們來說，線性的思維方式非常適合於生活本身，他已經退休三十多年了，到現在還在拿一些柴米油鹽的補助或者說公派旅遊的機會，也就是對他們那代人來說，好的生活幾乎等同於好的工作。但現在你們還這麼認為嗎？應該不太會這麼認為了。

很多時候我們會把生活和工作這兩部分拆開，我們會認為這兩部分應該是一個相互促進的關係，當然也會有人認為相互對立的。這說明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整個線性思維方式在發生一個變化，從線性變成立體的，並且是有網狀結構，非常複雜，我們在這個線性的轉立體的方式過程中轉變。

但是我們的孩子一出生，因為有不錯的經濟條件，有信息爆炸的發展，他有很多選擇的時候，他怎麼看問題的方式是非常非常複雜的。所以如果當我把這兩個事情分開討論的時候，那我們在生活里討論些什麼問題呢？

如果今天你拿出任何的報刊、雜誌、新媒體，或者說傳統出版物，一旦到個人生活層面的問題，其實都差不太多：年輕人討論如何避免渣男找到真愛，如何建立自己穩定的三觀，如何在喜歡的工作還有掙錢工作中做抉擇；然後年紀大點會討論如何逃離北上廣，如何經濟自由，如何在上有老下有小的環境中生存下來，如何面對父母的老去和死亡等等。這一切實際上都是一個生活的選擇問題。

但這種生活選擇問題實際上在我看來應該叫做價值判斷性問題。它和知識不一樣，知識在學校是有結構的、有系統的、有判斷體系的、是有個標準量化的，但價值判斷性問題沒有。我們必須由它來構成一次一次的生活選擇和你整個價值觀。但有意思的是這種生活價值選擇題，其實我們不認為是現在教育體系，它不被放在現在教育體系裡邊的，而且我們會認為它只是出現了成年人那邊，生活里才有。我們忽略一點就是，它其實在很小的朋友身上就有了。

我女兒四歲，她有一次從幼兒園回來，大哭著，非常崩潰地說「我最喜歡的玩具被朋友給弄丟了」。那怎麼辦呢？在那一刻她要選擇我到底是繼續跟她做好朋友，還是要冷落她幾天。我們有時帶她去親戚朋友家走訪，她會說我不想見到這些人，我不喜歡他們，但是沒辦法，她得去。所以她會遇到一個選擇，就是我如何面對自己不喜歡的人，我該如何表現自己。

通常情況，父母對小朋友的或者說一些年輕人的態度，是一個價值觀覆蓋、誘導、欺騙的方式，比如說給你顆糖：「來，閉嘴吧！」其實就是滿足我們成年人的效率，我們希望生活太平一些，但實際上這不是價值觀的引導，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大學生他們有些段子，說「我父母不讓我談戀愛，但是我一畢業他們就希望我有一個男朋友。」 它實際上也是在抑製成年人或者說一些孩子對於價值判斷的一次次訓練和選擇。

但是這種情況，它有意思的是，教育它現在依舊只是線性的，當我們的整個視野和思考問題的方式在發生變化的時候，教育它依舊只能滿足線性的，教育它不負責任何生活里的內容，其實教育和生活當中是個斷層的。


沒有任何人來說，我對教育價值觀是負責的。價值判斷性問題其實不會放在教育體系裡邊，它現在目前來看是由政府和社會組織間接承擔的，但問題在於，有哪個社會組織會跳出來說，我對教育負責。


所有的商業組織之所以負責，是因為它有商業利益。商業利益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因素，而不是一個全部的因素，當然它會有很多平衡因素。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一點，就是說，我們現在的這個價值判斷體系在整個社會當中其實不太穩定。有很多時候，有很多社會問題，有很多極端的聲音，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教育不承擔，社會組織不承擔，那應該誰承擔?我覺得只有父母。


父母必須要放棄對教育裡面知識和技術性的迷戀，我們應該把重心轉移到生活當中去，我們應該意識到：教育不是發生在那個封閉空間學校的一刻，而是發生在生活所有的面。

六年前我曾經做過一個影像作品，走了中國10個城市，對話了1000個年輕人，每一段對話都是以他問一個問題開始的。這1000多個問題基本可以歸為三個靈修式的問題：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到哪裡去？

後來在北京的某個美術館做了一個展覽，來看展覽的很多朋友都跟我說，他們非常期待看到如此大規模社會學影像底下，會暴露出中國什麼樣的一個年輕鮮活的面孔。結果後來發現，原來不是千人千面，是千人一面，大部分都差不多。

在我看來，正是因為缺乏價值判斷性教育，很多人沒有自我意識，不知道想要什麼，在複雜的環境面前沒有選擇能力。在我看來，正是因為教育的窄化、職業化，導致了教育不再是培養人成為人的平台，而是培養工具的車間。

尼採在100多年前論述德國教育的時候說過這個問題，他說德國教育未來30年會走上一個實科化道路，也就是更加職業化的道路。這不是真正的教育，真正的教育應該幫助我們認識世界、認識自我、認識自己和世界的關係等等這一切。

他的預言應驗了，也就是我們今天教育是這樣的，並且是愈演愈烈的。其實作為一個個人，我不太相信任何的教育系統會發生質變，因為教育本質是服務於社會結構的；社會結構不發生變化，教育是不會發生變化的，它依舊是一個線性的教育到職業的過程。

如果你要有自我意識，你必須自救，你必須自我探索、自我教育。

作為一個父親，我認為我們必須在技能和知識性教育之外，另辟一條路。必須告訴孩子一些價值判斷型和自我意識的東西，但這件事情非常難。

下面我簡單做一個關於這方面的分享，然後會提出三個問題和你們一塊思考。


這是一個我在北京餐館拍到的照片：兩個父母，一個保姆和一個孩子，保姆在看孩子，父母在玩手機，保姆有時候換成老年人。這是大城市一個普遍現狀，因為繁忙，我們把教育推給了他人，推給外借機構，然後把生活也推給了他人。

然後很多人會說，我們現在很繁忙，所以我們要注重高質量陪伴。但我想說高質量陪伴不等於把生活轉化為教育本身，我們要把教育本身在生活場景當中任何時候都出現。

比如說舉個例子，我女兒兩歲那天，她生日，我們帶她去動物園玩，動物園門口三個雕像，動物的，黑色的，上面圍了一大圈孩子爬著、騎著、合影，父母給抱上去的，下面寫著四個字「請勿攀登」。顯然沒有人管，然後那個黑的動物已經被摸成金色的了。

這樣場景我在動物園、美術館、展覽館、天文館、商場都見過，這些機構在我看來是非常好的第三方教育屬性的機構。但問題在於當我們一進入這樣的機構，我們思維方式會發生巨大的變化，變成學術型的：這個飛機在二戰里發生過什麼作用？這幅畫誰畫的？梵高是不是瘋了？或者說這個動物panda怎麼讀？英文是什麼？所有這些都是學術性的，都是在補充教育本身之外的一些東西，是學術性的補充，我們對生活本身是大量忽略的。

有人會說我們現在有一些社會責任感教育。你可以看到孩子們剛在動物園破壞了公物，以後轉頭就在學社會責任感了，在教室裡邊以課堂形式，以學術化形式學習。生活和教育的本質是對立的。為什麼？

所以今天我會提出第一個問題：作為父母是否有責任有能力、有意識把生活場景轉化為教育，而不只是依賴學術性教育本身？

同樣在那天下午，我女兒就坐在那個「請勿攀登」牌子旁邊，她也想上去，當時留給我們一個問題：我們應該遵循一個不錯的社會規範呢，還是滿足一個兩歲孩子那天的願望但做件錯誤的事情？這其實是一個挺複雜的選擇。後來我把這個問題擴展到了很多方面，我在想說，我自己是否有對這一切事物的自我價值判斷能力呢？我是否有穩定價值觀判斷呢？如果我的孩子介入到一個場景以後，我是否還能夠穩定輸出呢？如果有一天她問我該怎麼選擇，我會不會只告訴她一個正確答案但自己又做不到呢？當你把這些問題一個一個拆開揉碎討論的時候，當然很多人會說可能會累，的確很累，但是你真的這麼做的時候，你會發現，我才是那個價值觀並不穩定的一個人。

所以我第二個問題想說的是：作為父母，我們經歷了十多年二十多年的毫無意識的教育之後，我們作為個人，我們是否有能力、有可能再對自己的價值觀進行重塑重建呢？


我有個朋友，我們曾經聊過對孩子教育的恐懼問題，她告訴我，她最恐懼害怕跟不上孩子成長速度，害怕無法回答他所有的問題。

我也想分享一個故事作為回應。有一天我女兒回來告訴我們說，我最好的朋友桃子不喜歡我了，她不想和我做好朋友了。我說，那你怎麼辦？她說，那我也不喜歡她了唄，我也不和她做朋友了，等她喜歡我再說吧。我也沒有做任何的回應，沒有給任何雞湯式的回復，因為我覺得沒有意義。因為我想一下這個場景套在我身上，我能做好嗎？也未必。

所以我第三個問題是：作為父母，我們是否因為自詡自己覺得全知全能，在孩子們面前應該全知全能，導致了其實我們很多時候很畏懼判斷很多事情，很畏懼探索很多事情，喪失了自我重新構建了一個機會呢？

最後我想分享一下我小時候幼兒園時期，有一次想到這件事情。有天下午我在想，我怎麼知道我看到的那個藍色，就是你看到的那個藍色呢？我又怎麼確定我摸到那把椅子的形狀就是你摸到那把椅子的形狀呢？至今我還在想這個問題答案。雖然我知道科學上是有解的，但是作為個人來說，我們怎麼去建立和自己和外界價值觀的聯繫?我們怎麼去面對自我和外界價值觀的衝突？我們又怎麼去解決這些問題呢？

十年前，哪怕是五年前，你可能都無法想象現在所有的便利店員工的工作在驟減，只需要一個機器就可以完成掃碼；你無法想象一個學了一輩子996的硅谷員工，回過頭來有還需要996才能滿足老闆對她的期許；你無法想象一個面容姣好但是學歷不怎樣的女孩兒在鏡頭前吃拉麵，能說會道就可以年薪百萬，擁躉無數。

這一切都不是知識來決定的，知識不是唯一的判斷標準。今天是一個學術通貨膨脹的年代，所有人都有大學文憑，很多工作不需要這些，需要的是研究生、博士。

我是畢業於傳媒出身的，在我學傳媒的那段時間，互聯網和經濟大規模崛起，很多移動互聯網新媒體，但是沒有任何人教給我們這方面知識，我們都自己探索，我們學的是五十年前的美國新聞理論。

今天知識不是唯一的標準，所以如果作為父母，當然也作為個人，如果我們真的對教育本身有什麼責任的話，我覺得應該是培養孩子的自我意識，幫助他們建立價值判斷能力，在複雜並且是越來越複雜的環境裡面做出清晰的自我選擇，但這有個前提就是，我們自己要有能力做這一切。

謝謝！